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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女诸葛——侯助清

来源:互联网时间:2017-01-19 16:04

摘要: 侯助清(1898~1984),原名侯曲璋,乳名曲子,是杨氏太极拳第三代宗师杨澄甫的夫人,娘家在永年县广府北关街,出身于城内一个较为富裕的大户人家。

侯助清(1898~1984),原名侯曲璋,乳名曲子,是杨氏太极拳第三代宗师杨澄甫的夫人,娘家在永年县广府北关街,出身于城内一个较为富裕的大户人家。她自幼长相俊美,聪慧灵巧,性格随和,勤劳善良,待人热情。她在家里排行老五,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是侯家最为疼爱的小女儿。

当时的广府古城,虽处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之际,但因此地有数万亩洼淀围拢,有周长九里十三步的古城墙拱卫,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独立天地,形成了不同于周边而相对繁华的生存格局。那时广府城内百业兴盛,物产丰富,商贾云集,临街店铺林立,百姓生活安逸富足。城外水路旱路四通八达,码头驿站齐备,是邯郸通往东北各县及冀南和鲁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繁华的古城生活,浓厚的文化氛围,富足的家庭条件,形成侯助清自幼贤淑大方,开通热情,知礼明义的为人处事风格。她从小就被杨露禅三下河南勇闯北京打遍各路豪杰无敌手的英雄故事所感动,也为杨家三代人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力克艰辛,将太极拳传遍全国各地的事迹所吸引。远在北京的永年杨家,是她心目中所敬仰的一个显赫家族,能够成为杨氏家庭的一员,似乎是自己生命里的一个注定归宿。

一、

上世纪一十年代末,杨澄甫的原配夫人宋曼琪在京城去世。消息很快传到老家广府,于是有媒者到侯家提亲,希望能够说合这家的女儿小曲子与杨家老三杨澄甫喜结连理。对于待字闺中的女儿要给一个刚刚丧妻的男人做续弦,侯家父母的心里不能不没有些许顾虑,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北方小城里,这应该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举动。

杨澄甫的字为“兆清”,为表达自己跟随杨澄甫的决心,侯家女儿自己作主,将名字“曲璋”改为“助清”,即“立志襄助杨兆清”的意思,以此来表达她非杨家不嫁的决心,仅此即可显示侯助清这位美丽女人的非凡志向。1919年,结婚后的侯助清跟随丈夫杨澄甫住到北京,十余年间先后生下了杨振基、杨振铎和杨振国三个儿子。加上杨澄甫前妻留下的儿子杨振铭(守中),侯助清一人要承担起养育四个孩子和侍奉丈夫的所有家务重任。

民国初期的北京,正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时局不稳,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动荡不安之际。位于北京故宫西侧的社稷坛是明清皇家坛庙之一,是以国家形式祭祀社稷神的场所。清廷退位后,社稷坛对外开放,成为市民的公共园林,并改名“中央公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

为了传承弘扬杨家祖传的太极拳技艺,同时也为赚取少量的钱财来供养六口之家,杨澄甫在中央公园里开设了教拳场子,向广大太极拳爱好者传授杨式太极拳。侯助清则在家操持家务,养育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局势的动荡,经济的拮据,家务的重担,都未能使侯助清有丝毫的怨悔和退缩,她始终恪守并坚持着自己当初的信誓——“襄助兆清”,成就大业。其后的事实证明,她不仅说到了,而且也做到了,丈夫杨澄甫在她的协助下,成为声震大江南北、名扬五湖四海的武术大家,成为开创中华武术一代新风的太极拳宗师。

二、

二十世纪初叶,被内忧外患所侵扰的中国变得空前的羸弱,兵患四起,灾荒不断,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国民体质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被各国蔑称是“东亚病夫”。为提振民族精神,强国强种,国民政府大力提倡“体育救国”,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术馆,把根源于传统道家思想、遵循刚柔并济阴阳转换原理的太极拳,定为“国术”的基本内容,要求官民上下都要习练。

1928年,杨澄甫作为杨式太极拳的嫡传人,应国民党元老、浙江省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前往杭州担任省国术馆教务长。1929年,又应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的邀请,赴宁任太极门门长。

为更好地照顾杨澄甫的生活起居,免除夫妻两地舟车劳顿之苦,帮助丈夫的太极拳事业有更加长足的发展,侯助清于1930年携子从北京搬到上海,住圣母院路(今瑞金路)圣达里6号,后迁至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大德村20号。

在上海时期,侯助清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迎来送往,操持家务,助夫做事,真正尽到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职责。杨澄甫到南方后,特别是在上海传拳期间,他在北京的很多弟子学生都陆续跟随到了上海。他在家中开设了太极武馆,教授学生、接待武林好友及进行拳术交流。

当时在上海的,除了杨澄甫的几十个入门弟子外,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也时常去参加交流聚会,最多时可达到四五十人。几十人的吃饭和休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况且,这类接待和照应,不是偶尔的事情,而是常年不断,还有一些外地的弟子或学生,基本上要常住杨家。面对这些繁杂的生活保障事务,侯助清毫无抱怨,常常亲自动手,和佣人一起下厨做饭,为大家安排食宿。这些也少不了要消耗钱财,给家庭开支增加不少的负担,她更是慷慨大方,精打细算,尽心尽力地去筹措安排。据当年跟随杨澄甫的太极拳家回忆,从早晨五六点钟,到晚上十来点,甚至到半夜,每天到杨家武馆练拳的人络绎不绝,一年四季,无论寒暑冬夏,从无间断。在他们练拳场地——大院的墙角,经常支起一口大铁锅,滚开着的锅里面经常炖满了大块的猪、羊、牛肉以及各种蔬菜,锅旁烤满了烧饼馒头等干粮。谁练拳累了饿了,就过去盛上一大碗,就着干粮吃上一通,给身体补充能量,然后接着再练。

杨澄甫是名门之后,又是武术大家,平日里与杨家经常往来接触的人里面,除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求学者和武林人士外,还有不少的民国高官、军界要人及各界士绅贤达。据杨澄甫的次子、杨式太极拳第四代嫡传人杨振基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性格是不善言辞,话语很少,也不爱外出,只知闷头练拳教拳。即便是与武术同行进行交流,也是动手多于动口。然而,杨家的太极拳要想在武林中得到广泛的传扬,武馆要想在上海滩这样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立稳脚跟并长足发展,不与社会广泛接触是不可能的。于是,侯助清就承担起杨家“外交官”的角色。凡接触过她的人,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无不为她的宽厚大度、勤劳干练、贤惠通达、母仪四方的大家风范所折服。

因为杨澄甫的地位和名声,民国的党政军、文化体育等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有的还直接拜师或做学员跟他学拳。比如孙中山的同盟会战友兼侍卫长、国民党元老、陆军中将耿毅,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民国上海市长兼警备司令、民国警察总监吴铁城,孙中山的密友、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国民党参军处参军长兼总务局局长、民国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北洋政府清史馆纂修、著名武术家陈微明等,就是杨澄甫的学生或弟子。

在这样的交往背景下,侯助清渐渐成为这些高官名人的夫人们的好友,当男人们在一起学拳练拳交流拳术时,女眷们则“经常在一起联络聊天,有时还打打麻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杨澄甫四子杨振国介绍说,当时“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由母亲(侯助清)出面,通过各界关系进行解决的”。

随着杨式太极拳在国术界的主导地位的日益提高,了解并渴望学习该拳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前往杨家造访或学拳的最高时可达五六十人,这种状况常常使得他们应接不暇。为了让传统杨式太极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也给广大太极拳爱好者编纂一本明白详尽的书面教材,1933年初,杨澄甫决定在他1931年版的《太极拳术》(陈微明执笔)一书的基础上,重新编修扩展,出版一本能够满足广大学拳者需求的教科书式武术全书。同年底,在弟子陈微明、郑曼青等人的协助下,杨澄甫的《太极拳体用全书》编写完毕,定稿待印。

《太极拳体用全书》编成之时,为更加突显杨式太极拳在国术系列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扩大影响,侯助清亲自出马,托求耿毅、吴铁城等民国元老级人物出面活动,四处奔走,征集当时政要及名人题字。正是由于他们在政界的资深影响和关系,竟然得到了包括当时最高首脑蒋介石在内的13位要人的题字。这些人中,除蒋介石外,还有吴思豫、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铁城、张乃燕、朱庆澜、张厉生、庞炳勋、耿毅、黄元秀和李屏翰等一批党政军和文化、体育各界显要知名人士。

1934年2月,《太极拳体用全书》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此书被公认为是太极拳的经典文献,它的出版对于促进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提高公民健康素质,提振中华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据悉,该书面世后立刻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书中出现了蒋介石等大批重要人物的亲笔题词,应是我国武术史、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太极拳体用全书》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随后一再加印并多次再版。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国武术界最具权威性的经典范本。当人们观摩着书前的那些名人题词时,都不会忘记当年侯助清的辛劳运作。后人有评价说,仅此一项,侯助清就应该在我国太极拳的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三、

1934年末,杨澄甫应邀南下,到广东教拳。第二年夏秋因水土不服突患疟疾,在广州进行一段治疗后返回上海,住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杨澄甫在沪医治期间,引发并发症,导致出现疝气,久治不愈。1936年初,有位在沪学拳的杨家远亲辗转得到一个民间偏方,说是可以治愈杨澄甫的疝气。可用过此法后,杨澄甫的疾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加重恶化,最后导致病毒感染扩散,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1936年3月18日(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逝世,年仅54岁。

杨澄甫英年早逝,在武林中及沪上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其不幸去世的消息,上海各大报刊均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葬礼过后,侯助清决定将杨澄甫的灵柩运回永年老家安葬,为此,她通过朋友关系联系了上海铁路局,拨出一节车皮,专门运送杨澄甫回归故里。

同时,侯助清还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就是把先前于1930年去世的杨少侯的遗体一并移回老家。她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少侯大爷和你们的父亲一起从永年老家来到上海,时间不长就病故在这里。我们不能将他一人孤零零地丢在外地,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他们哥俩一起带回去。据杨振国先生回忆,当时包一节火车皮运送杨少侯、杨澄甫的灵柩回永年,光运费就要300多块大洋。当时杨家的家底也不厚,搜罗家中全部积蓄也才凑了二百多元,侯助清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所有金银珠宝首饰拿出去变卖,又到一些朋友家中筹借了一部分,终于凑够了返乡的全部路费。于是,她带领儿子们,在田兆麟、崔毅士、李亚轩、张庆霖、郭子荣、傅钟文等永年在沪亲戚或弟子的陪送下,几经辗转、千里迢迢,最终将两位已故太极拳宗师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

对于侯助清不惜倾家荡产,筹措资金,包专车皮运丈夫和大伯哥的灵柩回家安葬的举动,无论武林各界还是亲戚朋友间,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此是“情义之举”,赞叹她有“大丈夫气概”。

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情。1936年杨澄甫临终前,把夫人侯助清叫到跟前,心诚意切地对她说:“你嫁到杨家十几年,跟随我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四处奔波,居无定所,这期间吃尽苦头,从无怨言。你还年轻,为了你和孩子们有个正常的生活,我走后你可找个可靠的人家,继续生活下去。”听到此言,侯助清心如刀绞,她立刻拦住丈夫的话头,表示自己绝不会走那一步。为了几个孩子,为了杨家的太极拳事业,她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少的罪,也要坚持下去。

杨澄甫去世后,为了节省家庭开支,为孩子们的成长创造条件,侯助清本人不再吃肉,改为全素食。她说到做到,打那时起到1984年去世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再也没沾过半点儿荤腥。

1937年8月,中日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11月日军占领全上海,国军全面撤退。由于上海已经无法安居,侯助清带领杨振基、杨振铎和杨振国三个儿子,南下广州,与早已在那边的大儿子杨振铭团聚。1938年秋,日寇进逼广东,时局动荡不安。侯助清感到如此常年在外乡漂泊,终究不是个长久之事,于是决定全家回河北永年老家定居。

四、

侯助清带领孩子们回到永年广府,住在城内草市街。当时日寇已经占领了永年城,日伪军、汉奸恶霸施行高压政策,在城内横行霸道,对百姓盘剥敲诈,无恶不作,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为维持生计,抚养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女,侯助清早起晚睡,给人做些针线缝补、纺花织、洗衣清洁等家务活儿,换回钱物贴补家用,艰难度日。面对生活的重压,她常对孩子们说:“自己生活有困难,关键靠自己勤俭持家,自信自尊,度过难关。”

为了使杨家太极拳技艺的传承不致中断,同时也避免孩子们上街招惹是非,侯助清平日里就把他们关在院子里练拳。此时的二儿子杨振基已经十七八岁,之前跟父亲杨澄甫学拳也有十多年,有了一定的基础。在母亲的严厉督促下,他带领两个弟弟每天在自家院子里苦练太极拳,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除了吃饭睡觉,只要有时间,就要坚持训练。杨振国先生回忆说,练拳架是很艰苦的,再苦也得下功夫,有时练累了,心里很烦。母亲后来又说:“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吃苦的,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上甜。”“杨家的功夫是练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老一辈子像你父亲他们都是苦练基本功,练累了,蹲不下站不起,在铺上一靠睡了,一醒又练,终日不分寒暑,他们真是苦不堪言,只有这样下功夫才有今天的杨家。他们不苦不累,就很难在那个社会生存,武术就是这样。”

因为杨家整日大门紧闭,夜深时院里还传出一些的动静,引起日伪汉奸的警觉,他们向城内驻防的日军进行了报告。一天,几个日本兵敲开杨家大门,闯进院子。他们发现墙角摆有剑、刀、大杆等兵器,就严厉地询问缘由。面对日寇的逼问,侯助清毫无惧色,从容应对。日本人进到屋里后,发现墙上悬挂着许多杨澄甫与武林各路豪杰及社会名流的合影,还有杨澄甫的系列拳照,进一步向侯助清提出质疑。当翻译官和伪军向鬼子介绍了杨家的历史背景后,先头还凶神恶煞般的日本人,态度立刻变得缓和下来。随后,为了“安全起见”,日本人把杨家的刀、剑、杆等“武器”尽数没收,统统扔到井里去了。但打那之后,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们,再也没有去杨家骚扰过。

抗战胜利后,杨家人曾到井里去打捞那些被“没收”的兵器,但毫无收获。侯助清告诉后人们说,那些刀剑大都是杨家老辈子流传下来的,其中包括杨露禅、杨班侯、杨健侯等先人曾经使用过的兵器。

据杨家人讲,最早的时候全家上下不论男女都是练拳的,但后来因为杨班侯误伤了自己的女儿,家中便自然形成一个惯例——女眷不练拳。但女眷不练拳并不等于不懂拳,很多杨家女人都知道一些太极拳的技术常识。侯助清长期跟随杨澄甫在外传拳,朝夕相处,耳闻目睹,渐渐也懂得了很多练法和拳理。在广府老城时,她严格要求杨振基、杨振铎、杨振国三兄弟,一板一眼地按照杨家嫡传的方法刻苦练拳,稍有不对,即行指出,令他们即刻改正。还经常详细给他们讲解前辈们传下来的拳理拳法,使三兄弟在练拳实践的基础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日本人占领广府的几年里,她借用那种特殊的“封闭”环境,为三个孩子打下了坚实的太极拳技术基础,为后来杨式太极拳的顺利发展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考虑到孩子们的长久发展,侯助清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年通过在西北军服役的亲戚赵斌,送三子杨振铎到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学习。1947年,她又通过杨澄甫在天津的弟子学生,安排二子杨振基到天津做事。1949年,她通过杨澄甫在河北的弟子,为四子杨振国在保定谋得一份工作。

五、

解放后,侯助清跟随四子杨振国生活,晚年定居邯郸市国棉二厂家属院。

更为可贵的是,侯助清念念不忘杨家太极拳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她经常告诫自己的孩子们,太极拳是杨家世世代代的立家之本,作为家族后人,必须承担起继承和弘扬杨式太极拳的历史使命。

1959年,杨振基调河北体工大队工作,专职为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等领导人和机关干部教拳。侯助清把珍藏多年的《三十二目》等几份杨家太极拳老谱交给他,勉励他把杨家祖传的太极拳事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杨振铎调山西工作,临行前到邯郸看望母亲,侯助清反复叮嘱儿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可忘记自己是杨露禅的后代,不可丢掉祖传的太极拳,要用太极拳去报效祖国,造福人类。

杨振国后来调回邯郸市,在邯郸纺织医院从事财务工作。母亲经常督促他练拳,说不管世事如何变化,杨家的太极拳一刻也不能中断。直到她在临终前,还对儿子说:“我把你们培养成人,都能继承太极拳事业,完成了你父亲对我的委托,他会含笑九泉的,我也就放心了。”

儿子们没有辜负母亲的殷切期望。几十年里,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我国太极拳界创造出辉煌的业绩。杨振铭、杨振基、杨振铎、杨振国……这些闪耀着赫赫光芒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当代太极拳的历史丰碑上。

1984年农历二月初八,侯助清,这位走过了88载风雨历程的老人离开了人世,随她的丈夫杨澄甫埋葬在杨家故里——永年县闫门寨村北的祖坟上。等候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杨澄甫、侯助清这对太极伉俪,终于又走在了一起。

她的一生是颇为传奇的,也是值得大家尊敬的。她为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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